（三十）五四运动与青岛回归
五四运动的爆发，虽然在当时还没有改变青岛摆脱列强控制的现状，但是，正是因为五四运动，无论是在国际上还是在国内，青岛的地位与现状也在逐渐的变化中，尤其是在这个历史背景下，促进了马克思主义理论在中国的传播，也加快了青岛的回归。
1919年5月18日，在五四运动爆发的背景下，李大钊发表《秘密外交与强盗世界》一文。文章中，他坚决反对列强以秘密外交牺牲中国利益的卑劣行径：“强盗**们要根据着秘密外交拿人类正当生活的地方，当作他们私相授受的礼物，或送给那一个强盗国家、强盗**，作扩张他那强盗势力的根据，无论是山东，是山北，是世界上的什么地方，我们都不承认，都要抗拒的。我们反对欧洲分赃会议所规定对于山东的办法，并不是本着狭隘的爱国心，乃是反抗侵略主义，反抗强盗世界的强盗行为。”
李大钊对威尔逊主义和巴黎和会予以彻底否定，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无耻贪婪予以无情的批判：“威尔逊君！你不是反对秘密外交吗？为什么他们解决山东问题，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伦敦密约，还是根据某年月日的某某军阀间的秘密协定？须知这些东西，都是将来扰乱世界平和的种子。像这样的平和会议，哪有丝毫价值！”
李大钊对北京政-府丧失民族气节和维护主权意志、将自己的命运寄托于帝国主义身上的做法予以彻底否定：“这回青岛问题，发生在群‘夷’相争，一‘夷’得手的时候。当时我们若是不甘屈辱，和他反抗，就作了比利时，也不过一时受些苦痛有些牺牲，到了今日，或者能得点正义人道的援助。那时既低声下气，今日却希望旁人援手，要知这种没骨头没志气的，就是正义人道昌明的时代，不能自助的人，也不能受人的帮助，况在强盗世界的里面，更应该受点罪孽。我们还在这里天天做梦，希望他人帮助。这种丧失自立性的耻辱，比丧失土地山河的耻辱，更要沉痛万倍！”
对巴黎和会青岛问题交涉失败的根本原因，李大钊归结为现在的世界是“强盗世界”，一切帝国主义都是我们的仇敌，引导国人将目光转向彻底的反帝斗争，而不是只限于反对日本帝国主义和要求撤换几个亲日派官员。“大家都骂曹、章、陆这一班人为卖国贼，恨他们入骨髓，都说**送掉山东，是我们莫大的耻辱，这抱侵略主义的日本人，是我们莫大的仇敌。我却以为世界上的事，不是那样简单的。这作恶的人，不仅是曹、章、陆一班人，现在的世界仍然是强盗世界啊！”
李大钊提出的解决方略是以革命的精神，实行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自决，彻底推翻“强盗世界”。他号召：“中国国家要独立，中华民族要解放，我们若是没有民族自觉、世界改造的精神，把这强盗世界推翻，单是打死几个人，开几个公民大会，也还是没有效果。我们的三大信誓是：改造强盗世界，不认秘密外交，实行民族自觉。”“国际帝国主义是我国民惟一的仇敌！”这是李大钊的坚定思想。
李大钊对帝国主义本质的深刻揭露并首先把反帝同反封建的斗争联结起来，正确地回答了中国人民长期反帝反封建斗争中在认识上和实践上没有解决的问题，也为近代中国先进分子热烈向往的民主、科学指出了实现的正确道路。李大钊对于五四运动的贡献主要体现在传播马克思主义，这是他独特的贡献。
巴黎和会后，在民意的强大压力之下，中国围绕解决青岛问题出现了两个大的发展趋势：一是北京政-府必须收回青岛主权；二是北京政-府不敢与日本直接交涉青岛问题。同时，一战后美、日在亚太地区的冲突进一步加剧，美国国会拒不批准《凡尔赛和约》；日本攫取的山东利益得不到美国的承认，急于甩掉青岛问题的包袱，以缓解国际压力。
在这一背景之下，日本不得不调整其在青岛问题上的政策，以便打破孤立的局面，缓和不利的国际形势。
因此，1920年1月19日，日本政-府向北京政-府提出协商解决青岛问题的建议。北京政-府倾向于将青岛问题提交国际联盟，延至5月21日才予以含糊的答复，称日本“果愿将战时一切军事上之设施从事收束，以为恢复和平之表示”，则将训令地方官与日本领事官接洽。日本对此未予同意。
1921年7月12日，美国开始筹组限制军备竞赛的太平洋及远东问题会议，史称“华盛顿会议”。北京政-府极愿通过会议解决青岛问题，日本则反对在华盛顿会议这一国际会议上交涉青岛问题。9月1日，驻日本公使胡惟德在致电北京政-府外交部称：“连日外务省开重要会议，密闻山东问题无论中国拒绝直接交涉与否，日本抱定方针终须由两方自行解决，又闻关于极东各问题业密商英政-府，俟得复再开外交调查会决定云。”
9月7日，华盛顿会议召开在即，日本再次要求北京政-府直接谈判青岛问题。驻京日使小幡酉吉向北京政-府外交部提出交还青岛节略九条，名曰《山东善后处置大纲》。此时的日方，虽仍持直接谈判立场，但在目标要求方面被迫做出让步，宣布交还胶澳租借地不再要求设置专管或共同租借地。10月5日，北京**照复日本，称 “且观于双方意见之悬殊，恐此案久悬不结，应仍保留如有适当机会图谋解决此案之自由”，再次拒绝了日本的建议。10月19日，小幡再次照会北京**，催逼中国与日本直接谈判。11月3日，北京**再次拒绝了日本要求。但是，北京政-府打算在华盛顿会议上交涉青岛问题的意愿，在日本反对之下也没有得到英、美的支持。北京**为不使自己孤立,不得不改变主意,原则上接受了美国会外讨论青岛问题的意见。基于各方的基本要求和共识，美国设计了讨论青岛问题的华盛顿会议“边缘”会谈。所谓“边缘”会谈，是指在华盛顿会议之外，另行组织中日青岛问题会谈。鉴于中国反对直接交涉，中日会谈期间美、英两国派观察员列席，以“观察以及必要时出现调解纠纷以弥合分歧”；会议的协议将载入华盛顿会议记录，作为会议所接受记录的一部分。对 “边缘”会谈的安排,北京**予以接受。1921年12月1日开始，经过两个多月30多轮艰难谈判，中国利用较为有利的国际形势及列强之间的矛盾，在中国人民的坚决斗争支持下，迫使日本在青岛问题上做出一定程度的让步，中日双方于1922年1月31日达成协议。2月4日，中日双方正式签署《解决山东悬案条约》。至此，华盛顿会议围绕青岛问题的“边缘”谈判宣告结束。
1922年6月2日，中日双方在北京互换两国批准《解决山东悬案条约》文件，条约正式生效。此后，双方在北京举行鲁案善后谈判，协商接收青岛行政和胶济铁路的具体事宜。鲁案善后谈判前，中日两国于1922年3月28日在北京签订《胶济铁路沿线撤兵协定》。协议签订后，4月10日至30日，中国巡警分3期接防胶济铁路；5月6日，胶济铁路沿线日军全部退至胶澳租借地，北京**接收胶济铁路防务。6月7日，北京**派王正廷为鲁案中日联合委员会委员长，并委派何宗莲、唐在章、徐东藩为第一部（讨论青岛行政接收等议案，亦称“行政委员会”）委员，劳之常、陆梦熊、颜德庆为第二部（讨论胶济铁路问题，也称“铁路委员会”）委员。日本**则特派驻华公使小蟠酉吉为日方委员长，并委派出渊胜次、秋山雅之介、大村卓一等分任一、二两部之日本委员。6月26日，中日联合委员会在北京外交部召开第一次会议。双方就谈判的程序及方式等问题达成一致。随后，两部就各自所属问题分别进行谈判。第一部委员会于6月29日至11月29日经过50轮谈判，双方就青岛行政交接相关的公产、邮电、盐田、矿山、海关等问题达成协议。12月1日，双方签署 《山东悬案细目协定》28条及其附件10项，中国**在付出较大代价后与日本就收回青岛行政权的具体问题达成协议鲁案第二部委员会于6月30日至12月5日共谈判21次，专门讨论胶济铁路问题。12月5日，双方签署《山东悬案铁路细目协定》。12月10日，北京**收回青岛主权，青岛历经艰难，终于回到祖国怀抱。北京政-府以胶澳租借地区域设胶澳商埠，置商埠督办公署，直隶北京**。青岛成为中国**收回的第一块租借地。
1923年1月1日，北京**收回胶济铁路管理权。说收回青岛是中国外交的重要成果，是因为中国外交在巴黎和会、华盛顿会议中已有意识地尽量用多边关系来解决双边间难以解决的问题，利用国内民意和国际压力，在山东问题交涉中坚持底线立场，迫使日本为了消除其他列强的猜疑不断作出让步，在有利的条件下促成了青岛问题的解决，拿回了属于自己的领土和主权，对国家的发展是有利的。又如收回青岛后一段时期，日本侨民数量明显减少。1920年末，日本在青侨民达到24536人，是为第一次日占时期的最高值。1924年末，日侨已经减少为13504人。再如日本在青岛新建企业速度明显放缓，部分企业倒闭，效益下滑。1922年日本在青岛10万元以上规模的公司（商社）为138家，1926年则减为96家，部分公司经营状况出现萎缩和亏损，一些中小企业停业倒闭。与之相反，中国、欧美公司分别由1922年的76家、19家增加到1926年的120家和64家。
青岛不是1840年以来中国收回的第一块领土，但收回青岛作为历史事件的影响却是前所未有的。鸦片战争以来，割地丧权成为近代中国最鲜明的特征之一。近代以来，中国领土上出现了27处租界、5处租借地。1917年，中国宣布与德国、奥地利断交，并收回汉口德租界和天津德、奥租界，开中国收回外国租界之先河。与收回德租界相比，中国收回青岛跌宕起伏的历史过程，集中反映了国际国内各种力量错综复杂的矛盾与斗争，展示了中华民族不畏**、奋起抗争的爱国精神，影响更为深远。占领青岛之时的威廉二世绝不会想到倾心建设的模范殖民地，十七年之后即易主，更不会想到这片土地将经日本人之手归还中国；做着以青岛为砝码换取独霸中国美梦的日本大正天皇绝不会想到日本的贪婪奸诈导致自己成为下一次世界大战的失败者，更不会想到山东问题将激发中国人民的抗争意志，从而彻底扭转中国的发展道路，从根本上改变中华民族的命运。
中国人民的伟大抗争是青岛回归的首要原因。
青岛回归之路虽曲折多舛，但这座城市的磨难却催生了五四运动，促进了中华民族的觉醒与复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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